么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汗。后来叫公安局五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狼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往哪儿跑？说说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才认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下边垫些稻草，两脚在外边。上大棉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的，往上齐，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一层层絮得厚，怕他冻着。可是棉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底下半截小，又抻不上去，着，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家时还有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可他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了我兄弟肚，里竟是脊梁骨，的。那么、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衣上沾些梁壳，还有红土面，红土面又是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遗憾。终无法挽回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