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是个一直隐瞒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先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神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xdx，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夫单位有人绘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元的买卖更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动，查遍我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据，断言他不笑的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的那，便把他列为运动重关在单位里，他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本不能叫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稽剧了。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个绝的法，问他："你对党和主席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主席充满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我夫面对着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都龇来，堆在颧骨上的痉挛般地狂起来，扯得眉直抖。样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xdx。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她揭发我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灰脑，回家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的儿。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夫这案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夫这案作为"老太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把我夫叫去，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衩，我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扫帚苗，搔我夫胳肢窝，脖和脚心，只见我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声，胳膊摇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死了，…"可是他一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本他不会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