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人那儿传来的，说不好。如果人们知真情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觉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跑在前，别人割一亩麦，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一次次团不成，女同志们就是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有人还要求组织调查她历史。组织明知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来我妹妹的脸没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的呢？一小事人家就扔刺激的话来，"你不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脸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到换了环境还会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叫人骗窑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队的，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印象慢慢会变。我一次次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特殊情况特别。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苦没害——我一个也不能那样。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一儿。妹妹心里明白，全了。我激她的，真的。

有些中女学生慢慢品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又隐约觉什么来，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过来了。得特别突，先后都了党，后来还选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到大量案卷。发现很多农场，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场呵。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要求对他的问题行复查。什么问题呢？也是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击了。组织门派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对，没想到她本不承认。实际上照当时审问记录，理材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的恶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呵，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

我对待人生为什么现在还很积极？就因为我在这段生活中——多艰难的生活阿——还有收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