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我的麻烦。他不想让他父母看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亲近到了可以讲女的麻烦。我没办法，只好用一只手拎着又又窄的裙里面的袜筒，希望自己能保持个完整的形象从椅走到门。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什么东西都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溜冰也是。我喜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小帽，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多了，还是喝彩、哨、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牵手，风着面颊而过。我原来心里的窝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享乐是恶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得一一鼻汗，红脸对红脸，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狂喜的脸如同面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运藤竹的船只，向牙远航。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发的一步。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浑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夹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上乘车，便独自沿着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