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多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表现：如多人称的替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这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的追求而获得最的历史真实。《换一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曲》[29]梳理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后小说创作》[31]运用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二）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行研究的。对其赴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各时期的作品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大背景中来考察。重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较式研究，在这相互的对照中更加凸现严歌苓创作的独特之，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将严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陈思和的《严歌苓从致走向大气》[32]主要将严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说行了纵向比较，指《白蛇》，《女阿曼达》，《拉斯韦加斯的谜语》等小说“虽然叙事风格一如《女房东》时期的洒脱与幽默，但明显不一样的是原来致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小说结构中被心组织的‘xdx’，‘节奏’等技巧因素都然无存”“明显的朝着‘大气’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贯通与发展。《雌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形象的独特内涵》[33]比较了严歌苓十几年来塑造的女形象，分析了他们所有的“博大的母”“炽烈的情”和“复杂的人”《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形象》[34]分析了小渔、扶桑、王三个女在不同境况下以弱势求生存的经历。《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份叙事》[35]在对多小说主人公“弱者”、“局外人”、“边缘人”份的比较分析中归纳严歌苓小说份叙事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