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比例还要更。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世界的彩新鲜最为，最急于到有诱惑力和刺激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极富创造。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一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圳却有着本的、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自觉选择。所以，圳的每一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迫和加的程度越。尽上海人从这被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西息”、“假洋鬼”为较少被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相悖，何况还是被鬼们加的？自然是反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趾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竖着的那块牌——“华人与狗不得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落”本就是一个悲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面的，面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即便很自傲，也得大气、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骨，一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优越的上海文明，难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会被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尴尬，几乎随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去的。北京怎么好算”乡下“当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里计！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几说法，便不难看”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上海是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的，上海是理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秋的太，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声讨一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人。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义无返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着对上海人的不满。尽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计划单列”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但有一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北京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上海人就有尴尬把北京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认这些”小兄弟一。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北京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上海人还没有成为上海人时的传统，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上海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们对北京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上海人对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北京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惟独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上海这个“城市落”还有“来历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上海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上海人特别讲上海话的又一层心理原因：只有讲上海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上的现代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在谁里，上海人都很“环”

上海人坏不坏。即便某些人有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却多半在明一样。在明，正是上海式明的特，也可以看作是对“明”二字的又一解读。既然是在明，就不能说“很坏”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病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1分钱买了1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