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瓜帽的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

①尾，典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不能掩饰了，索把尾拖来，这是‘海派’；扭扭，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盖住，这是‘京派’。”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神。比如“打脸充胖”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病，就是虚，喜摆谱、讲排场、充胖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贵族神没了，只剩下派，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会变成稽，勇敢会变成鲁，巧智会变成油，大度会变成虎，贵族神也会变成痞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神。尽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风度多少有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神来得实在。

理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有没有用全靠自觉上海的法则是在起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法靠德，上海的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则孩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通。北京的法是睁只闭只，成都的法则是钻政策的空。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的习惯，现在则让孩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带绑在自己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法显然明智得多：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神使上海人在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来维持秩序，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名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是买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

上海人的这理无疑是一“实用理”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议之。上海人给人的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比方说朋友。北京人多半看觉。如果觉好，对脾气，那么，不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甚至不惜鞍前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就有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那个。

明白了这一，我们也就大致能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

八、官气与痞气

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读龙应台的《吵架》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转载，现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学林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心，而北京这一辑的心竟是《吵架》。

尤应台的确没法不吵架。

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名的中国人，动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正挤过检疫，坐在关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的手，尤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得血的鞭。“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尤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尤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来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了气的球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陆同胞一，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礼遇一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不到“台湾同胞”的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像她那样的“弼温”不凶，怎么显是个人来？要不，怎么叫“拿着当令箭”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三级”（图十五）

官气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虎之气。骄，因为是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官们自己也知，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如果不是上这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门时鸣锣开，打“严肃回避”的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