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谁都知“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持贵族神，就得持“人穷志不短一，不能因那么一蝇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正是前述下岗女工尽生活窘迫，却仍不肯显得太“抠门”的心理原因所在。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打脸充胖一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一。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

什么叫“磨不开脸”？也就是落不下架放不下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份架也就是那么一神吧！人是要有一神的。正是这神，使人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正如北京人的病是过于看重份面和过分调神作用，因而喜摆谱、讲排场、充胖和夸夸其谈一样，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他们城市的质所使然。的确，过分地调神难免变成空谈，过分地讲究礼数也可能变成繁文缛节，变成“臭规矩”和“矫情一。但，大气的北京毕竟不是夜郎。它能赋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颗平常心，也能教给他们以人生哲学和世方法。这些教导往往都是实实在在和可作的。因此，如果你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和教养就会变成趣味。我们通常说的北京味儿，便多半是指这趣味。

能有这样的“趣味”固然需要培养，能有这样的“活法”则更要有条件。这条件有二，一是环境，二是氛围。就环境而言，必须是“田园都市”；就氛围而言，必须是“文化古城”上海没有这些条件，上海人也就不是这“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商品和商业是上海的命脉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的市民，上海则是地地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特是：作为市民，是没有低贵贱之分的；而商业社会的特，则是认钱不认人，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贵，任何人的价值也都要随行就市。氓大了也是爷，贵族没有钱，就什么也不是。当年，上海滩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贫寒，而那些白俄贵族小们，却只好去舞女。不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它往往货币化为金钱），那他就别想在上海滩上摆什么谱。

这就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到“落的凤凰不如”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儿风，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曲，懂得养鸽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面地活人，在吃面窝窝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正如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贵”而少有暴发的虚骄和势利（《北京：城与人》）。然而这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门券，大宅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上海的少女》）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从骨里看不起暴发，在内心憎恶买办气和市侩气，或装作对挣钱不以为然，对钞票满不在乎。上海人并不讳言钱是个好东西，也不认为通过正当途径为自己多挣钱有什么不好。当政策允许一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第二职业”也为社会认可时，上海人立即就动作了起来，并像广州人发明了“炒更”一词一样，发明了“扒分”这个词。然而，北京人虽然也油嘴地说什么“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却仍有不少人宁肯把这认识停留在嘴上而自居“还有一亿在观望”中之一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词汇的发明创造方面一贯领先的北京人，至今没有发明“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认为上海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可就大错特错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却并非如此。上海人“不耻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作为整个城市的社会风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宁说是明。这也正是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特征。在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里，财大气和一夜暴富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被我们称作“小市民”的人。他们“小”所以他们“”不起来；他们又是“市民”因此知什么是“都市生活”总之，他们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于一文不名，而且还想过好日的普通人。他们的惟一本钱，就是明。因为，在这个市民社会和商品社会里，所有的质产品和神产品、质享受和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钱买，但那价格却随行就市，而且能讨价还价，至少也能货比三家。也就是说，同样多（或同样少）的钱，可能会买来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这样，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于他“有没有钱”更取决于他“会不会过”而后者对大多数小市民来说显然更现实。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所有人的工资收都相差不远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上海也有什么“拜教”的话，那就决不是“金钱拜教”只会是“明拜教”

因此，与北京“大市民”的好骛远和夸夸其谈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明实惠和稳扎稳打的。他们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不兴趣，也不会轻易地被某政治激情所煽动，或盲从某政治观，而宁肯对政治采取一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要参加政治运动，也会同时考虑经济利益，或把政治要求变成经济要求。比如“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实”为奖金的发放问题。那时，北京人关心的是“谁上谁下”上海人关心的则是“给多给少”谁能给上海人带来实惠，上海人就会从内心里拥护谁。

实惠，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使用频率极的词。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实在”与“优惠”“实在”就是货真价实“优惠”就是价廉，总之是“低投，产；低成本，效益”这是一典型的工商业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也是上海人居家过日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往往被视为斤斤计较、鼠目寸光、小家气，被许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却能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较的质量。

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是比较的。因为上海人的所谓实惠，不仅包括货真和价廉，还包括；而所谓，又不仅是东西实在，还包括品多、服务好。去年我在上海还吃过不到10元一份的盖饭，那一荤一素两个菜，竟是现炒的。3元一客的小馄饨，则是用小砂锅煮的，汤里还有紫菜和虾。这就不仅是实惠，也是致这样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没有实惠和致，只有排场和虎。不是贵得吓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价不廉，就是不，甚至不价也不廉。

就拿小吃来说。上海的小吃和心少说恐怕也有上百个品，小吃店和心店也遍地开到都有，而且没有只卖早一说。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间，是既卖炒菜米饭，又卖小吃心的。店面、皿和品多半清利落，经营也很灵活。比如面上的浇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或者大排面加笋丝，不像别的许多城市，吃面就只能吃到，吃丝面就只能吃到丝，而且那和丝还未必可。这些都是实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没有这么方便。这些年，北京“吃饭难”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缓解，几块钱填饱肚也不太困难，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却多半是外地民工的“杰作”自产的心也不敢恭维。北京最经典的“段”是；一块月饼掉在路上，被汽车碾路面拿不来。围观者七嘴八献计献策，说只好再买一麻把它撬来

这当然是笑话，也是小事，不过小中可以见大。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小吃，最能现这个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说，正如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市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现了北京人的活法：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大哈。上海却没有“大哈”只有“大嫂”“大嫂”是上海话买（采购）、汰（洗涤）和烧（烹调）的谐音。在上海人看来，居家过日是很实在的事，也离不开买、汰、烧。这事女人可以，男人也没有什么不得。相反，一个男人家，在外面也许要摆摆架，在家里摆谱当爷们，就没有意义，还不如买买菜、洗洗衣、烧烧饭来得实惠。因此有人说，北京是爷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实际。

六、两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两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来的。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几。微微一抬，角不动声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乎的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算或老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察言观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