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洋人街那边的女，过去赘，成了华侨。有知底细的人悄悄透，说老万在那边过得并不见怎样发达，时常还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见得华侨并不见得人人都是腰缠万贯的阔佬。

万华侨了我一盒“红塔山”又吃光两海碗杂碎米线，然后拍着脯说要替老同学两肋刀。其实我拜托他的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无上天地的艰难，只是请他到八莫替我拍张“战车公墓”的照片回来，以聊我那老父的缅怀之情。

过了一街（五天一街），老万果然如期而至。他开就滔滔不绝地诉苦，怨声载，仿佛我害得他倾家产。原来他费了一天时间去寻找什么“战车公墓”而那一带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条速公路，还有一座炼胶厂，因此他白白荒废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认倒霉，就赔偿老万二十元人民币。

5

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毕业就被光荣批准到一个很遥远的云南边疆去当知青。登车的日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半钟，距离三十四年前那个震惊全国的历史时刻还差几个小时。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五·七”校赶回来送我。请假是特许的，那时候他还在住“棚”是九人。父亲显然老了，饱经沧桑，四十几岁的人，佝腰驼背，两鬓挂霜。只是情绪还好，脸晒得黑红。

我极豪迈地指着地图，把那块将属于我们去保卫战斗的疆土划了一个圆圈，让父亲观看。那地方叫，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人烟稀少，与缅甸相邻。不料父亲盯住地图愣了半天，突然说那地方他去过，不是从中国，而是往印度那地方来的。他还证明说那些地方风景很优，很原始，有许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当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饮，亦喜鸦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亲的话令我愕然。我从大字报上知父亲有一段历史污，并且女亦为此屡受株连，就愤愤地责问父亲是否代清楚了？父亲枯坐良久，凄然一笑，说别问了孩，你最好不要替父亲背包袱。倘若你要独自走很长的路，就相信你父亲一定没过回事。

那一晚，我听见父亲在隔了一夜烟，第二天就提前返回校。

关于学生从军的那段话题也即我父亲后来留下历史污的那段经历似乎还缺少一个辉煌的结尾。我现在掌握的确凿资料证明：蒋委员长对学生信誓旦旦的诺言并没有兑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兵戎相向，内战在即，全从军学生包括我父亲被行留在军队里，失去重返校园的机会。

一九四六年初，我父亲不再是炊事兵而是运输兵，他们那支车队奉命开往东北打内战。途径湖南长沙，几个同学买通长官，一齐弃车逃城中躲起来。后来营长闻讯，提着手枪带人在城里搜查一整天，总算侥幸躲过，开成小差。听说也有被捉回去的，当众执行枪决。那时候枪毙逃兵是很常见的事。

三天后，我父亲登上回家的船。同学们也纷纷告别，各奔前程。他记得那是个雨天气，湘江呜咽，橘洲好像一个黯淡的幻影，隐现在浩茫烟雨之中。船离岸时，我父亲站在拥挤的甲板上，脚下堆着简单的行装。冷雨霏霏，雨丝濡了他的衣衫和发，寒风刺痛了他的面颊和睛，他久久伫立，向岸上几个同学告别，同时也向人生中一段虽不辉煌却也轰轰烈烈的岁月告别。此刻，他的心中全无走向新生活的喜悦和激动，反而充满一沉重的失落，一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未来的的悲观。

这是他人生乐章中第一个惨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扬起手臂，朝着刺骨的江风和灰蒙蒙的城市使劲摇晃。他摇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仿佛在和笼罩在心的大忧伤和孤独搏斗。但是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孤独的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哭了。

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以为悲剧的命运主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反复弹奏，而不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自传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