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番攻。

腊勐以上，即大垭、登山、龙坡、地等，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上长了睛的机枪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杀暴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小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约两百人突敌主峰地，试图中心开，打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任务。敌之，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云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光温熙地洒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甲，面庞清癯，白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扔在广州沦陷区，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军联络参谋组，军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训班，由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和特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行短期神训化，启发士兵国觉悟。团设政训，有政训主任，连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到离主峰地不到五百公尺的登山、大垭和黄家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和大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瞄准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迫，所以经得起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