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历。１月１７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

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也失去了直接和泽东通电话的可能。２月４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刘允若被公安逮捕。再往下，翻到３月１６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

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主席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泽东１月１３日接见他时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３月３１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４月８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１月１３日泽东接见的真正义。那天，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泽东翘着二郎坐在沙发上，着烟，样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宽他的气。临别时握手，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泽东是发不来的。思路行到这里，已经山穷尽无从前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泽东１月１３日的接见是不是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来，他便慢慢摇了摇。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泽东的一句话中，泽东本无须麻痹他。

前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泽东曾经然大怒地对他说：“我用一个小指，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待自己认识的大字报的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多少事。现在，浑上下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里站住时，对自己的有了非常明确的觉，他觉自己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衣服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站到桌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在农村已经是老态龙钟地着拐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