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

梁漱溟有超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总是喜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夸大一地说。梁漱溟言，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病，但放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援朝的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泽东未名地批评此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没想到梁漱溟最喜的就是单枪匹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风作案”“我就在气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好逞能”之举，孔老师也过，很能理解那“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泽东后，老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内容，又调自己“是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上吗？

但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你的缺的同时，还要指你的优，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的。中央一再给他面，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