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擒敌酋，写得回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其中。在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大，要把自己的权杖行压到柔弱民族的上。对于这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啸西风》中，叙了一个古代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中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为什么一定要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他们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诸般用，以及佛像、孔像、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但是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加到弱小民族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命运的悲剧。《天龙八》中有一个极为发人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大都颇为貌，肤白，远过汉人，只是男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风，所到之，与许多女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脓血恶臭的叫化，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化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二十家》p111）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命运着，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凌弱的同时，昭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建立大一统现代化国的需要，中央政府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中国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厚的汉族中心主义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丽、能歌善舞的一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的镜。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一筹。

三国民批判

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

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气为代表的国民行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