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确立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象，但同时大力批判了汉族中心主义。

若离于者，无忧亦无怖。”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于“五四”新文学的学惯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于比较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长久的稳定。“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行了广泛而的探索及批判。

《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北、关东。金庸不但写了各地不同的景、风俗以及人语言，更写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院。这些人上的个都与他们的“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到了中国之“大”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撼人襟的“大”的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过两菜，一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叫“好逑汤”描写得绝，令人垂涎滴，而且放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的。

据笔者统计，金庸15小说中，至少有12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著《天龙八》，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

由故生忧，由故生怖。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微的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来挥洒自如。《天龙八》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研究者是很难讲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存，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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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

二民族大家的中国

“一切恩会，无常难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