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好比风过树叶，观众席上发阵阵沙沙声。“静一，静一。”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烈：“从东边诱敌。”对方果然步调有了。

“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昏脑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

妈用布轻轻拭净两只棋，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油的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我的缺。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这家务活？”他们抗议着。

“这是最新的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巾，已经是很帮忙了！”

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我的照片。鲍费雪在边上注：“棋坛上还没现过女大师呢。”

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发例给抹得溜光滴，夹着塑料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

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得大汗涔涔。他那件的，散发着浊的汗气的上装袋里，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手帕猛拭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