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们玩玩嘛。尽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元，全在她娘家兄弟上了个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里满了各果和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糖。而另一只箱则满了可笑的衣，全是崭新的。有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球帽，宽腰的棉布短，投弹手外，斯丹福T恤和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波的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平中等的好日。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T恤和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了九千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通情达理之，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国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生，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发的密疏与浅，穿破鞋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清洁工，而请他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晚成者。比如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