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都放在独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侵桂林后，满街还散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病就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两边各兜着一个孩，两只手各提一只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被勒得血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家…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但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然一，两手空空然，除了在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然一？”我张地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那…两个孩呢？”

母亲也不抬，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上，在他们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我母亲的替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边。

通常对这些家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照。这张相片一也没显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新家。还是那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也还是那张青绿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民时期风格的桌，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的赝品瓷，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