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了。一位姑娘说，"我要是有你这格，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另一位姑娘老帮我洗衣服。我没要她洗，是她自己提来的。

我也帮她们事。我请杜阿姨带块木板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桶里的臭味盖起来了。我找到了清洁房间的方法，把床上七八糟的东西都收了。有两位姑娘要我教她们读书写字，我就叫杜阿姨带些旧报纸和粉笔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画笔划了。我们上完课后，就把这些报纸撕了，作卫生纸用。

我还叫她们行为举止、说话怎样得，就像在昆明的时候，我教那位舞女姑娘一样。我跟你讲过她的事吗？咳，说起来真是太难受了。一天我在撕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照片，报上说，"金嗓小弃世，芳龄三十三岁。"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起了个金嗓的艺名，跟我向她建议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地得知了她的年龄。现在我又找到她了，可惜她死了。

她已经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夜总会的歌手。不是什么大名气，或许是小有名气。我想，因为她死得惨，他们才把她的照片登来的。这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

她正沿着江边码走着，穿一件漂亮的无袖舞裙，没穿外。路上的行人全都盯着她，也许是码工人和渔民。然后她就唱起歌来。他们觉得她很怪，但唱到后来，他们于礼貌都鼓起掌来。她鞠了个躬，挥挥手，退下了，好像在夜总会里谢幕似的。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然后她就过围堰，冰冷的江中。

报上说，她的心破碎了，这是某个认识她的人说的，但报上没说原因。我读着报，想到了自己。我曾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更。要真是这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

实际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有的是时间想。我和其他妇女每天坐在工作椅上。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能请假。我nl小火柴盒，剪呀，折呀，贴呀，翻来覆去都是老一。监狱前，我从来没想到要有人这些小盒，把火柴装去，也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微不足的东西是用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工作实在太乏味了！

于是我就考虑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来这工作，在粘胶前先把最上面的一层折好，要么就把它们全叠起来，让我的脑没法闲下来。脑一闲下来，各各样的不好的念就会乘虚而。

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上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是因为她们不识字。

"'亲的小夫人。'"我读下去。所有的姑娘都叹了气。小夫人！然后，我又把通常的内容读给她们听。

他多么我呀。大家都格格格地笑起来。

他怎样整天为我祈祷呀。她们又叹了气。

他读书用功得都要炸了。她们大笑起来。

在基督教青年会上乡村舞蹈课好有意思呀。我停下了，舞蹈课！

姑娘们一声不吭，回自己的活去了。我看看自己变的手指尖。我想象吉米正握住一位漂亮姑娘的纤手。他怎么能既我，又和别的姑娘舞呢？他怎么能一面闭上睛为我祈祷，一面又拍手又跺脚的？然后我又想，他说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或许是说他已经和别人，而不是和我结了婚呢？一下，吉米在我脑海中起舞来，越越快——一、二、三，下教堂走廊，一个新夫人的怀抱！

类似这样的念爬了我的脑袋，我被它们缠住了，不知怎么把它们赶走。我无能为力，只能等着瞧，等着瞧。我有时想，或许我是空等一场。但是随后我又赶走这个念，回想起我和吉米度过的好时光，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除了杜阿姨外，还有许多人来看我。老阿婶和新阿婶不时间经常来看我。生只来过一次，后来她和小俞的母亲上就搬了那屋，失踪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或许他连我在哪儿都不知呢。我听说他现在还在梦，他的脑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躺在床上，无论是睁还是闭，好像都无所谓了。

但有一天，三妈和五妈两个人一起来了，我很惊讶。但我随即就发现她们穿了一白衣服，我就明白我父亲的太太们的来意了。

"死了？"我说。

三妈，五妈别转脸去。然后她们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了父亲给我金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