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嘭！嘭！嘭！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呢——过一会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幸运的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日本人吗选择早上，好像没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的满的袋。淡若伸双手扑向我，准备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仍竖立着，只是草屋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

我们一到城门，立刻就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得如。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刚产下的鸭。"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她信，给我看信封。

尽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的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