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说！"他又一次喊。

我摇摇，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去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直到我被安和快乐得浑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我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赤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的样。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恩赐付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好妻。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着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的某个位，我就得说相应的一个脏字，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到自己的那个位，——这儿、那儿、任何位——他就在一旁看着，笑着。

每天早上他还经常抱怨，说我不是一个好妻，说我没有激情，不像他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到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兴，我知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时，掉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聪明才智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