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盛开如沸的河边走去院长家吃饭，延续话题我问舞鹤：“现代主义者，常常是病，也是文。郭松棻说文学是嗜血的，要你全人都献上，还不保证能成功？”

舞鹤一贯的节约说：“这是不对的。这会倒过来影响你的内在，伤害到作品。”啊这是不对的？我一向知只有写得好与写得不好，什么时候文学竟有对跟不对。我以为已经够理解舞鹤了？

本来，现代主义在台湾，迟到又早熟的。迟到（《现代文学》创刊于1960年）是相对于欧，早熟是台湾尚未到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文化的社会条件时已透过翻译引在大量阅读着了。朱天心小学四年级读到《罗莉塔》，至今纳博可夫仍是她前三名锺的小说家。我们，都是现代主义大气候下长来的树树，受它益，也受它害。艺术史上有印象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开端“宛如一凯旋门，欧洲艺术从它下方穿过，二十世纪。”人类不再是只能被描摹。人类亦不再是不言自明，而是必须在暗影的支离破碎中被发现。

对此，舞鹤因为健，遂表现为嘲讽。看看他自己说的“嘲讽是我书写时的本能，因为低调，转成幽默，也因为嘲讽背后有愤怒很快被察觉这幽默属于黑。”然而嘲讽，是成立于原有德行还在的时刻里，小说家既然无法、亦无能改变事情往虚假和腐败倾斜去，那么至少，揭它。

这样的舞鹤，永远不会是自伤自残，自毁的。不要被他笔下那些神病患变态狂躁郁症者废人给骗了，他们是赫金“狂节”的变貌，是舞鹤称呼的，民。他所以对自己知识菁英的分也反叛，不喜文学腔。大家都笑“文艺腔”，原来文学也会有腔。朱天心是说，扑鼻一小说腔，像从前上学带便当（饭盒）蒸打开时扑鼻一的蒸便当味。任何一腔，舞鹤忍不住要嘲讽。他当然不殉于文学。

他是行动的，也是有生产力的。端看他淡后，远离台北，远离文坛，去岛上的鲁凯落、泰雅落常居写作，以至我们初读到长篇《思索阿˙卡斯》时大吃一惊，谁是舞鹤？惊艳的程度，不输阿城八○后始知张玲。

《余生》，是一次集大成，写当代泰雅族的雾社，日本民时期的“雾社事件”，事件在当代的余生。此书获得太多奖誉，舞鹤储存了不少“信用额度”，就大肆挥霍到长篇《迷》，不用一个标符号的诗小说。其实民，舞鹤已走离现代主义很远了。

现代主义极至品的名单，前三位早已经有人列来：纳博可夫，乔伊思《尤里西斯》，普鲁斯特《追忆似年华》。也早已在这现代小说的完句上往后瞻看，提来小说的可能之梦，梦想名单前三位，两位在南洲，一位在义大利，他们是奎斯，波赫士，卡尔维诺。

我们站在大人的肩上，又可眺望到什么？但也许得先问，这个我们是谁？那就再引述一段柏格的话收尾：

将事件化为语词，就等于在找寻希望，希望这些语词可以被听见，以及当它们被听见后，这些事件可以得到评判。上帝的评判或历史的评判。不哪一，都是遥远的评判。然而语言是立即的，而且并非人们有时错以为的，只是一手段。当诗歌向语言陈述时，语言会顽固而神祕地提它自己的评判。这评判有别于任何德典律，但它承诺就它接收到的听闻范围，清楚的善恶区别——彷彿语言本就是为了保存这样的区别而创造的。

我们，是的我们都是相信语词，使用语词，并誓愿为此区别而日复一日在那里打造作的文学人。

五月太平洋岸圣塔拉，到是大片大片芥黄到天涯的黄。这里曾是郭松棻和他的文学伴侣李渝的月之地，是白先勇〈树犹如此〉与挚友终生不失的相守地，我与舞鹤，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