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呼地一下驶去。他往后一靠闭上睛。他觉得自己仿佛风驰电掣般驶向渊。他觉得汽车以速度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轻微的快。这样被动地呆着，他觉得很舒服。车已经停住，他下车付了钱，跨电梯。不知怎地，这快又一次现，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并且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仿佛不是他自己在于这一切，而是一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迫他这样。

领事馆的门还关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地一：回家，快走，快下楼梯！可是他又摁一次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人折腾半天把门打开，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您要吗…”仆人没好气地冲着他嚷。“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地说，居然在一个仆人面前这样语无次，他又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放肆地说：“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至十二，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到，心里的全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穿着时髦，善于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现。这些人都有这虚荣心，他们不知怎地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人，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上：让人通报，带着社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长开问他，这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行验，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上看，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长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验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原来如此！我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上就会看，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长本人对此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长建议，或者推迟他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满有把握。从这里开始，便会现几可能。要么这位长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此人客客气气地——以那冷冰冰的、躲躲闪闪的神气突然摆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可超了他的职权范围，无法通，那就必须显决的态度。他必须首先站起来，走近桌，声音定，必须非常非常定，不屈不挠，以一发自内心的果断气说：“这我明白，不过请您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这义上的责任，为此推迟三周。本人自担风险。不言而喻，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这几句挖空心思想未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责任”——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倘若这位长还让他注意这件事情法律上的后果，就该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冷漠地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任何风险。”然后迅速地鞠一躬，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向门走去！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由他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