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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神(8/10)

视为国事日非的祸之源。妲已装病卧榻,言只有比的“七窍玲珑心”方能疗她之疾。须臾离不开妲已的纣王,全不念君臣之义,叔侄之情,竟将比的心肝剜,当草药让妲已服…比虽是耿介之臣,但将之尊为文财神后,百姓却并不认同,常讥讽那些“重利轻别离”丝毫无“邻里情”的商贾,供奉的是位“少心无肝”的残疾之神。

自宋以来,商贾们见社会各界人士对关公的崇拜趋之若鹜,而他们尊奉的文武财神,在民众中却有着或“政治”或“生理”上的缺陷。商旅们在自惭形秽之余,想将关圣尊为财神,自在情理之中。但将“一剑万人敌”的武将尊为财神,实在是文不对题,神不符位,必须胪列名正言顺的理由方可。能将算盘珠儿拨得噼啪啪响的商人们,当然能从历史的纸页里及民众的碑中,剔爬关圣能当财神的论及论据。

关羽当年陷曹营时,曾将曹给予的厚赠,记录得丁一卯二,所得俸禄的使用,也日清月结。辞曹奔刘时,关将曹赐的金银布帛悉数留下,并附有一本“收、支、转、、存”的分毫不的账簿…这等弊绝风清、不饮盗泉的仁义之士,可谓天下无二。有此论据,商贾们自会理直气壮,尊神有名。

播于晋陕荆楚民间的那些关于关公的丽传说,当然也不会从那一双双极善捕捉商机的灵的耳朵边溜走。有一则传说,不能不使商旅们喜上眉梢。关羽督荆州时,有一名唤王三的乡亲,前来拜望。“官大不藐乡邻”的关羽,设宴款待后,问王三因何来荆。王答来荆投奔关府,是想借关爷威名杂事儿。关羽以为王三前来“跑官”遂正:“汉室弊端乃卖官鬻爵,奔走权门,关某公直行,绝不作这等偏私之事!”王三见关爷曲解已意,忙说他怀酿酒绝技,在荆开一酒店。关羽听罢,称妙,并助资让王三开张。分手前,关羽一再叮嘱:“荆州一地,好酒无多。尔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切记商海无涯诚作舟,贾山有路信为径。”酒店办起后,王三铭记关爷教诲,造酒时择其料,在工序上也不惮其繁。故而所酿之酒,开坛后香飘街巷,荆民皆争购之。这时,有三五泼无赖,冒充关羽亲兵,来酒店索金讨酒,王三一时拿不金,酒店即被砸烂。关羽闻知,派人侦缉凶手归案。嗣后,王三酒店,生意愈发兴隆。为关爷大恩大德,王三遂将关羽像挂诸酒店正堂,一时间,荆地商家皆仿效之,关羽俨,然成了斯地商贾的保护神…

有了这些演义和传说中所传递的,理由和依据,将关圣尊为财神,有谁还敢置喙!

近些年,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了向旅人展示昔年晋商曾创造过“富甲海内”之奇迹的窗。看到那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堪称第一的豪宅阔院,游人会以为晋商的发迹地是在晋中平遥一带。可当我翻阅宋明时的文献时,却明白无误地得知,晋商发祥地不在晋中,而在关羽的故里晋南运城。运城解州盐池,在宋代曾占国家财政收的一大半。皇家为确保解池盐税不“跑冒滴漏”曾派一秉大公的包拯到解州主持盐政。明初,北边境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明王朝在北疆屯兵多达86万之数。军需资的采购曾一度落到晋商的上。斯时北疆边关封锁,晋商的一斤盐有时能从外蒙古人手中换得一匹,如此额的利,大大分晋南的商人。晋商富后为官,官后复又经商者,代有其族。官商一,代代累富的晋南商人,为后来晋陕两地的商联袂登上中国商业舞台,谱写了嘹亮的序曲。清代,晋商设立“票号”不仅一度控制了全国金,而晋陕各地商家还组成了一个个有分有合、实力庞大的商贸集团,与我周边国家开展多边贸易。从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牌演员”长达五百载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堪称奇迹!

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情却不虚伪,重已而不排他,决不为前蝇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的标志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十年“文革”是个理眩的年代,也是个既“造神”又“灭神”的年代。

以某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台锣鼓,古老的中国上演的一空前的荒诞剧拉开了帷幕。继而,风雷鼓板阵阵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发疯的大舞台。一群群声称要主宰新世界的人们“急急风”似的卷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随心所地横扫一切“鬼蛇神”清除一切“封资修”在神州的每一座村落,百姓的灶神被换成领袖像,农家的神龛上被改贴为“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而为圣。著述《秋》的孔与实践《秋》的关羽,作为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在誓把旧世界砸个天翻地覆的“文革”中,势必会首当其冲,其文化遗存也必会在劫难逃。但这文武两圣,在那场“造神”与“灭神”的浩劫中,遭际却有所不同。

“文革”伊始,在孔的故乡曲阜,来自首都的“造反将”率全国各地红卫兵,先是怒冲冲地将孔庙中的孔雕像及一些碑碣石坊砸了个稀里哗啦,又气呼呼地蹿孔林,不仅将孔墓掘地九尺,且把孔第76代孙孔令贻之坟刨开,撒骨扬尘…

在关公故里解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来自京城和各地的红卫兵般涌至关帝庙前、气冲斗地呼喊“砸烂封建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解州的红卫兵及民众,组成了一不通的人墙,不准任何人冲武庙,动关爷一。这弩张的对峙,长达46天,后接中央指令,解州关帝庙终得以保全。

近几年,我到东南沿海一些城乡,了解关帝庙在“文革”中之遭际时得知,乡村中的小关庙与北方一样,在“文革”前就或坍塌或拆除,其庙之檩梁多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投炉膛,付之一炬。但作为文古迹而留存于文化名城和重要商埠的关帝庙,在“文革”中几乎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

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行“缺席审判”、狂遭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德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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