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娱乐即是动本能的一折。当“红海洋”的退去之后，留给国人的是一片无边的神迷惘…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质生活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衣有着的人们，自会通过各传统的和引的娱乐方式，去宣过剩的力。斗蟋之戏，作为一项有着千载历史且极富诱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灵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行着样翻新。

1989年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展示各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的度关注。在济公杯和长城杯的大赛中，宁虫又折冲樽俎，独占鳌。此后的1992年秋，上海队与天津队两军对垒，上海尽遣宁虫搦战，结果宁虫以泰山压之势，使天津队大败亏输，比分是10：0。此一战使宁愈发名声大噪，使全国虫迷对宁虫中啧啧，厚有加。

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于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沙砾，而把一壶清当作救命的甘。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父老从来没把遍野蹦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五谷的害虫，必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时，宁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孔孟之乡的宁，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呜叫时，便夜不闭，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除了白还是白。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异宝，但它们暴有纳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价值。

蟋蟀这小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清代的膏粱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费几两银…

当小蛐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宁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

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极的他，逐渐识别哪颜的蟋蟀好胜，哪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80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当即将虫买下，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槽里倒时，忽有一蛐蛐在上，她顺手捉住，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之说，便风传宁。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匆匆而去…

此事传到宁，使宁的捕蟋陡涨。

这期间，全国的斗蟋急骤升温，上海又成为全国的玩虫中心。有报刊披，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计其内，玩虫的成年人已达百万，而全国的玩虫者多达千万之众，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势。而在此时，宁人靠捕虫、卖虫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靠虫业已盖起两幢小洋楼，而泗店罗河村一罗姓农民，后来居上，一家五连捕带收，靠小虫一季收便达七八万元，近十载下来，目下正向百万富翁的行列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