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谁来农民的经济生活？”

“农民可以自由成立经济合作组织，来理自己。”

我想起在国的农业州荷华，见到农民的平均年纪是七十岁，家中儿女也都去了大城市，四下一望，全无人烟，只有数只大狗作伴。两个老人耕百亩土地，靠的是村民之间经济合作，耕收需要的大型用和劳力，都向商业公司共同租用。老爷家里的网络可以看到最新的粮行情，没什么村委会要来他的经济生活。

自治，本就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不是一扯两断，是需要找到线，以柔和手势轻轻一，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

当天谈了四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半夜十二，他已经六十岁了，我有过意不去：“最后用不了那么多。”陈锡文说：“不要，我多说，你就多知。”

初稿完成后，我发给陈锡文，让他看看政策或者法律有无引用失误，顺便把八万字的场记也发过去了，算个纪念。附信中我写“如果信息有不确，请指明”

他发回来，稿动了两。

一是把解说词里原来写他是“最权威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拿掉了。还有一句话“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无法解释这个疑问，直到采访陈锡文，我们才发现这当中埋藏着一个大的历史秘密”也拿掉了。

他把场记也发回来了，场记是我们全的采访记录，速记仓促中打了不少错別字。我让他看的几千字正式稿件已经对过了，这些场记只是个纪念，他也知。但这八万字里，所有错误的字，他都用红笔一个一个改过来了。

节目里，陈锡文说：“几亿人要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你是迟早要来，这城市化，能带来多大的投资，造成多大的消费市场，不可估量，潜力极大，但问题是，现在才只有一半人城，地就成了这样，污染成了这样，以后怎么办？不认真考虑，很难说这件事是祸是福。中国经济如果问题，一定是农村经济问题，中国未来一个大的坎就是几亿人城，就看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播时，我妈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敢说啊，听得我都心惊。”

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了政治。”

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要走过什么样的路。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里学到不能用德光看待经济问题。”

他一笑，说：“不能用德光看任何问题。”

在广东调査违法批地时，我问镇里的书记：“您觉得一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地方的群众过得比以前好，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经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生活平比以前下降，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平下降？你现在这样提来，我这个还要去调查，到底是下降了什么？下降了多少？”

“您辖区内这些人这几年到底靠什么生活的，您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