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一堆柴火，跟几只大猫围在火边，发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灰浅灰的影，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把小猫拿来抚一会儿。暮里看不见脸了，听着声音也是个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唱了一段，唱完了，就走。得我们手忙脚，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领导看了有担心，说这样的片会不会太灰，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预，日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里淌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音吧。”他看我一，我当时重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

我说：“你不让我我跟你拼了。”

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放在架上，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把我领邮件的单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相差很大，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在序言里他写：“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果颜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看着自己的靴，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而，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本无法解脱。本不可能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

节目播后，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被“安排”的情。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上的石灰板，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