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里奇奇怪怪的各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第一反应是想翻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笞都是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钱差。有一天下雨，他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堂吃碗饺，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堆在床上，小项一脸胡，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坐在这椅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国飞机轰炸佛罗萨时，她还是个小孩，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然大怒，冲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