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你接下去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到尾盖着白布推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隔离。

黄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护士帽，长长的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前的发。

车在医院门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染，但我知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这个节目，我也不知能不能来，能不能播。但我不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我必须知。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什么是陈虻说的“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

朱继红带我走急诊室门廊，他俯下，打开链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一下，灯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的输椅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室，发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这个排气把病菌传到各。

病历胡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