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二天的媒条。我知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儿里有望的题，它们不会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还没有接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狱，吓我一，想知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好，让我“多样”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门也不寒暄，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走了。

少年时代，我听台湾电台，喜那里的人味儿，想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鼓戏的周末夜时段，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我喜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乎乎的耳机里，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上，胳膊肘那块蹭了褐的印。沉沉的晚上，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革有一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这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