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呢。你要闭着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刻，更使我心惊。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伍的，不得早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为了这大白菜炖猪，为了争取跟地瓜“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睛就要发亮，胃就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饕餮般的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的严格控制和冷嘲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彻尾的乡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第一次看到满桌鱼，并能以堂堂正正的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难忘。那些日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活也不甩掉棉衣满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书记的指导员递了第二份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有门了，不三个月，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钟起，堂里就飘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就像躺在温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的狼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已经打苞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竞使一个五尺的男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皱了皱。

下午四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辘辘、跃跃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就下了家伙。

“慢着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又掉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辘辘的孩们的睛。这些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球像鸭青，有的黑球如海蓝。他们在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上的鱼。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都映了来的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像刀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杯？个！老百姓都填不饱肚，这些孩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搐着，他沙哑着嗓喊：“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请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望没有了，心窝里像了一把烂海草，糟糟的难受。这些孩的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的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一指，说：“饿…我饿…”我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光照得沙滩呈现重的紫红。黑沙滩村上的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也没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