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也不难为情：“咱们谈谈心。”谈心本来是同志们一自觉的情的需要，那时却带有某些令我胆怕的味，然而又不敢拒绝。不这场谈心成功与否，我和李老师总算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觉得稍有宽释，毕竟是在一个办公室。

时过两天，李老师又约我到他屋去坐坐，我去了。刚门，屋里坐着一位陌生人。李老师介绍说：“我的大哥。”接着告诉我，他的大哥刚刚从县上调到这个公社来当书记了。

他的大哥很客气，早已站起，给我递上一支烟。我受若惊。那时节，我是自惭形秽的，能受到公社书记的这样客气的礼待，自先诚惶诚恐了。我坐下，对着他划着的打火机，着烟，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书记间我的家状况，儿女、妻、父母，工资收，生活状况。我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回说清楚，而且一律都说成“可以凑合”不需要麻烦打搅别人帮助解决什么困难。

“公社搞了一批机动粮，解决机关里一些同志家吃粮的困难，你晚上带一条袋，到公社会计那儿去。”李书记说“我给他招呼一声。”

“我家粮够吃的。”我说“谢您关照。”

“我听他说你家吃粮很张。”李书记指着他弟弟李老师说“我听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们关系不错，所以…不要客气。”

我不敢再拒绝了，这里似乎牵扯到我和李老师刚刚经过谈心所取得的情和关系上的初步弥合…

“要不是这样吧！”李书记站起来“我给你们好，放在我的房，你回家时从我那儿带走，免得在学校造成影响。”随之给他家老二说“晚上你把袋送到公社去。”

也许是李老师对于《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来补救他的良心？李老师去公社给他大哥送袋去了，我坐在房里，很不安静，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何以又要给我这些粮，而且是公家牌价。当时的粮，那是张而又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必再计较了，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正常现象，予以忘却。

“嗒嗒嗒。”

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珍珠站在门，正在月亮光里锁车。

“我来请你给我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气也有。

我给她倒下一杯开，放在桌上。

她变了，几年不见，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自己长得众，所以更多一层拘谨，比唱《藏舟》时拘谨多了。

她的丰满的额上扑散着刘海，两黑黑的眉朝鼻梁上方挤来，里现一丝焦灼的粉红丝。什么事难为她了呢？

“公社调来了一位李书记。老师，你认识他吗？”

“见过一面。”

她顿一顿，扬起，像是下了决心：

“他托人给我提亲…”

“和谁？”我问。

“他儿。”

“噢！”我问“你没见过吗？”

“见了。”珍珠说“是个跛。”

“噢！”我一惊，又问“人品怎样？”

“里气，都二十八了。”珍珠说“那天，介绍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话没说完，就动手动脚…”

我的心失掉了平稳，砰砰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么说呢？想想，我忍住气说：“这是你的事，由你主，自己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