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球，称民族音乐为国乐，称武术为国术，其实章黄二师从来就不喜“国学”这两个字，因为国学压就是外来语，是上个世纪末，从日本归来的一些留学生胡翻译的，所谓国学就是日本人讲的“支那学”准确地说叫“中国学术”中国学术瀚如烟海，章太炎和黄侃作为一代大师，博学过人，也不过是在其中某一个领域作了特殊贡献。

苏教授谈到自己的学术理想时，曾表示他想尽最大的可能，打通古今中外学问的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在前辈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开创一代前所未有的学风。事实上，苏教授在治学上，言和行有着严重的不一致，一方面，他总是调循规蹈矩的师承，一字一句都要有来历，所谓“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另一方面，他更喜天行空，屡屡好说前人不曾说过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受恩师的影响，苏教授谈到胡适时，常常不屑一顾，然而他的治学方法，往往和胡适的提倡暗合。

在苏教授过84岁生日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的天，苏教授重回中文系8年以后，学校里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活动，既为苏教授祝寿，同时庆贺他的执教生涯60年。苏教授十分兴奋，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曾像一名隐士一样生活着，然而晚年的苏教授从来不反对闹。活动以研讨会的名义行，苏教授被安排住了学校的宾馆，在一个接一个的庆祝活动里脸。差不多所有能沾上边的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祝贺电报像雪片一样纷飞。校方为了合庆祝活动，安排了一系列的讲座，分别由苏教授的弟讲授。我分到的讲题是“苏抑卮教授的治学方法及他在国学研究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话题，大而无当。我所面对的听众，大都是来自文科各系的本科生，和他们对话，不得，也浅不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只是觉得好玩，只是来凑闹，对我所说的什么“小学”知识，什么“古文”和“今文”不仅没有任何兴趣，而且看上去也确实没有多少了解。

我的冤枉还在于苏教授认为我不应该开这样的讲座，他觉得我至多知一些，并且在公开场合捧自己的导师，有些麻当有趣。我没办法向他解释自己是遵命之举，因为苏教授的脾气，是越解释越不兴。不久前，学校版社以苏教授顾问的名义，编辑了一“国学大师小丛书”重介绍本世纪在国学研究上有杰贡献的学者专家，苏教授对这丛书采取了顾而不问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忽然听说丛书中收了某某的著作，此人在苏教授中，向来是不学无术，他立刻让我去版社声明，取消他的顾问衔。这时候，丛书已经在印刷之中，一时间很狼狈，双方僵持着都不肯让步。最后，苏教授把他的不满，统统发到了我们弟的上，他觉得是我们这些弟把关不严，害得他被别人利用了。

苏教授在晚年，一再表明自己不愿被别人利用。他常常向我们这些弟表示，他的心里其实很明白，他明白别人总是在利用他。整个庆祝活动期间，苏教授一直在度的兴奋当中，他毕竟已经84岁了，没人想到他会突然意外，没人会想到好端端的喜事，会突然逆转变成丧事。大家都被他的超常状态所蒙蔽，在一次接一次的宴会上，苏教授的胃奇好，甚至比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要。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苏教授显然是饿狠了，这说明为教授夫人的李老太太，对家的烹饪，肯定十分简单和虎。只要想一想李老太太板着的那张脸，不难想象她平时是怎么对待苏教授的。在整个庆祝活动中，苏教授的量显得惊人，不仅能喝酒，而且能吃菜，能吃荤菜。在庆祝活动结束前夕，苏教授终于闹了胃炎，没有人太当回事，谁吃多了都会不自在，何况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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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我们几个同届的弟，正聚在他房间里闲聊。有一位弟两年前下海经商，大获成功，成了腰缠几百万的大款，这次庆祝活动有一大笔钱，就是他赞助的。人有了钱，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他大谈商战中的尔虞我诈，仿佛在说天方夜谭中的故事，说得我们一个个都很吃惊，也很佩服。苏教授同样饶有兴致地听着，突然起，了卫生间，一坐在桶上，从此就没有站起来过。我们等了许久，不见他来，到卫生间门冲里面喊也没声音，推门一看，他已经朝天，跌倒在地上，正在搐。我们手忙脚地把他抬了来，用最快的速度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赶快接氧气，然后是，然后是这样那样的抢救。校长很快也赶来了，除了校长，还有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系领导。我们几个像审贼一样地被反复讯问，没人想到事情一下会这么严重，苏教授说不行就不行，突然有一个人得到消息，说苏教授咽气了，然后这消息就迅速地传开了。

由于我在晚年的苏教授边，一直扮演着跑的角，我是“苏抑卮教授教学生涯六十年学术研讨会”会务组成员，苏教授突然逝世，我又成为苏抑卮教授治丧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为了筹办研讨会，我已经整整忙了一个月，这件事尚未结束，一系列新的事情又开始了。我不得不和李老太太打，在过去的11年中，虽然常常和这位老太太见面，然而我和她之间，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一百句。每次见面时我都是喊一声“李先生”这是苏门弟约定俗成的统一称呼，既然我们叫苏教授是苏先生，对李老太太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称呼。事实上，无论我们喊她什么，她从来都不理睬我们。我不能说苏教授逝世了，李老太太没有任何悲哀，但是我也不能说她真的有什么悲哀。我向她提了许多问题，她回答我的永远是一句话：

“你们看着办吧！”

我了很大的气力，才和苏教授的三个女联系上，他们总算都答应来，然而仿佛事先统一过径一样，在电话里一致表示，他们说走就要走，绝不耽搁。在通知我去接他们的班次时，他们让我替他们事先买好回程票。对苏教授的遗产，三个女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遗产，应该归他们的母亲。至于苏教授留下的手稿，应该由学校安排理，他们对这些东西隔行如隔山，看不多少价值所在。让治丧委员会到尴尬的，是苏教授的三个女竟然不曾表示一谢意，在追悼会上也拒绝代表家属说话。

苏教授的葬礼可以称得上辉煌。学校里所有的面人，都席了遗告别仪式。仅仅是对照名单上的名字在圈上写小挽联，就把我们这些跑的年轻弟忙得死去活来。圈多得放不下，最后只好把差不多的人合并同类项，都挤到同一个圈上。大幅的挽联也特别多，都是有份的人撰写的，都得挂在醒目的地方。苏教授这些年来名声越来越响，几乎所有从这所学校文科去的学生，都可以沾光算弟，因此送圈和挽联的，不仅有省一级的领导，还有来自北京的重要官员。要说教授最脸，也就是在追悼会上，因为只有在这时候，才能现桃李满天下的丰收盛况，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显现教书育人的风光。

追悼会在下午3钟行，我们上午10不到，就赶到火葬场布置会场。追悼会结束以后，我们又是最后才走。我们将苏教授一直送到焚尸炉前，看着工作人员把尸放炉，合上了电闸，然后仿佛听到了火苗的呼呼声。这时候，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工作人员纷纷拿着换洗衣服和皂盒去洗澡，很快洗好了，又一个接一个地哼着行歌曲，焕然一新地回来，梳抹香，着下班前的准备。看见我们还不离开，一位穿一黑衣服的女工作人员，让我们赶快回去，让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取骨灰。她告诉我们，能到每天最后一炉，也是一待遇，因为尸将在焚尸炉里放一夜，这样有助于彻底的火化。

那天晚上，苏教授的弟们，在学校的宾馆里行最后的聚餐，吃完了，又去力翠华的房间聊天。力翠华夫妇住的是个间，是学校宾馆里最豪华的房间，我们聊天的时候，学校的一名副校长为互访的事，赶来看望辜宏，于是大家分开来谈话，各谈各的。我们这些苏门弟能谈论的话题，也无非是这些年校风的变化，大家都带着些伤，同时又有些骄傲，回忆起当年刻苦用功的情景。好汉不提当年勇，往事已不再，我们这一茬人，上大学时就不年轻，转又是11年过去了，如今各自结婚成家，为人父或人母，响当当的立业却一个也谈不上。实在没什么可以夸耀的，能谈的也就是当年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怎么样。说来说去，无非是今不如昔的老话。苏教授在我们的年纪，已经了许多年的教授，而且名声赫赫，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只是刚刚评上讲师，或者刚刚评上相当于讲师的职称。11年以前，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想成为陈景似的人，现在没有一个人实现了理想，大家对陈景也已经忘得差不多。此一时，彼一时，科学的天也该结束了，人类历史千变万化，不能老是天。

那天晚上，真到我说话的机会并不多。我不想成为九斤老太，倚老卖老地大发叹，跟着说一代不如一代。江山代有才人，我们这一代人不如苏教授，后面的一代自然会比我们，这一不应该有什么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方式挥霍青，用不着我们老气横秋地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大学生可以死读书，也可以逃学，可以躲在寝室里打麻将，可以在草地上胡扔下避。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应该自己明白怎么回事，自己不明白，别人怎么说也仍然不明白。既然我们的脑里想的，已经不只是读书这一件事，就用不着去要求别人怎么。看不到前途，永远是一个站不住的借，因为即使是能看到的光明前途，未必就是真的前途。瓜得瓜，豆得豆，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才能显人生的丰富。前途渺茫，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也只能对自己负责。人生千姿百态，人生没有回路，人生不需要假设，更没必要预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没息，然而真能走一步，看一步，也没什么不好。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谈苏教授的学问，也没有谈他在晚年获得的那些显赫的衔。到我说话的时候，我把话题从现在，扯回到了过去，突然回忆起当年的迁校计划。我向大家描述了苏教授当年当校长秘书时的宏伟蓝图，说起那已经征收的8000亩地，说起已经开工两个月的新校形。我之所以会结结地谈到这个话题，翻这么一段陈年旧账，是因为当年迁新校址选的地，恰恰就是今天苏教授火化的地方。多么好的一块风宝地，由于历史原因，终于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剑桥，没有成为中国的哈佛，也没有成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北大和清华。这里终于没有成为源源不断输人才的基地，成为培育一代人杰的摇篮，结果有些杀风景，这里成为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唯一的火葬场。全南京的人都将来这里告别，在这里升天。如果苏教授有灵，在他升天的时候，俯瞰脚下这片大地，不知会作如何想。

1997年8月7日

后记

对于学问的人，一向有些畏惧，学问不可攀、不可测。依照我的傻想法，世界上只有两人，可以不人间烟火。一是纯粹的诗人，反正不知天地厚，狂言呓语，看着不顺，也拿他没办法。一是真正的大学者，盘盘大才，声蜚学海，听着如雷贯耳，搁哪朝哪代都是人，不服不行。

然而有时也会有疑问，当年读尔扎克，最初看的是名凯先生的译本，读着读着，老觉得不过气，譬如《地区的才女》中的这些句：

从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尔来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圣提布尔渡过戈斯纳这一段的罗瓦尔河，这两位人于是就换了戈斯纳堤岸上给陆士铎胆量去撕破棉布袍的同样的赤红的，她试把自己的睛再一次地她曾经这样慕过的人的睛里…

记得我还是个文学少年，面对如此令人恐惧的怪句，当时就气鼓鼓地宣布，尔扎克的小说没办法看。后来有机会读到了傅雷翻译的《老》和《欧也妮？葛朗台》，突然明白过错并不在尔扎克上，不值得一看的只是名凯的译本。现在知名凯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老教授，治语言学的人绕不过他。若论所谓的学问，傅雷怕是得退居二线。语法是名凯先生的项之一，在语法上，他的译文想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此，翻译的句别扭归别扭，可是不通得来大，不通得理直气壮，还真不敢说什么。我倒是听过许多人说傅雷的法文有问题，说什么地方译错了，而且言之有据，不容抵赖。里总可以挑些骨，好比有经验的编辑看校样，捉虱一样逮几个错误，并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