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武昌起义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找了借，在北京杀害。宋教仁被刺以后，言很多，正如两年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时一样，有人散布谣言，说宋教仁是陈其派人暗杀的。散布这谣言的目的很简单，既可以掩盖袁世凯的罪行，又可以挑拨革命党人的不和。陈其不作任何声辩，他此时和王金发一样，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职，以社会名的份蛰居海上，知只有侦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陈其熟悉上海秘密会社的情形，和各阶层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暗中布置自己的旧，积极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凶手。

有文章谈到侦破宋案的关键人是王金发，这说法有些夸大。事实上，宋案被侦破的两个突破，其一是因为陈其的一个手下，当了上海的电报局长，袁世凯及其爪牙与上海往来的电报，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线索都是在电报上发现的，哪几个人有电报，哪些人有关系，图索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在案发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应桂馨家去售字画。应托王找人为其刺杀一个人，王找了一位姓邓的朋友，邓答应了，去应家面谈，谈妥之后，又后悔。宋教仁被刺以后，邓看报纸，发现死者正是应桂馨让其刺杀之人，于是把这事说了来。

王金发在侦破宋案时扮演的角，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应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滩搞暗杀的好手，和敌人的杀手也算是同行，对这些熟门熟路。当时有着广泛读者的《申报》，以“院之寻缉”为题，报了捕应桂馨的经过：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侦察，知应夔丞近常在女胡翠云家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先向胡翠云盘诘。胡谓应未至此，现在迎坊三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虚。乃复由总巡率领巡捕至迎坊，先将该四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晤，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即被捕。

这里的特派员某君，就是指王金发，而应夔丞就是应桂馨。隐去王金发的真名本义是什么，有各推测，有人认为王金发和陈其有很的关系，在案还没有完全侦破的时候，让人预到和陈其关系的人介此案，容易引起误会和异议。不怎么说，王金发重旧业，刀小试，好歹又立了一功。应桂馨束手就擒，从他的住抄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仅有一支凶犯用过的三弹五响手枪，还有大量的足以证明袁世凯是本案主谋的真凭实据。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元凶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有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内务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不过是的执行人，由他直接收买刺客实施暗杀。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后，抓获应桂馨，又过一日，抓获应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凯一伙完全陷被动。到了第五日，孙中山闻讯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上海，当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黄兴寓所，与陈其、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破坏民国的罪恶已不可掩，应该乘着人心激愤之际，武力讨袁，以除后患。他提了“联日”和“速战”两策，说日本与中国相邻，关系密切“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并愿意亲自再往日本接洽。黄兴和陈其等人，认为以法律解决为好，既然已经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断。毕竟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对此复杂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等待正当之解决。从情上来说，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确也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数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王金发似乎还不够格参加最层次的密谈。革命党人最后决定听由国会裁判。国会在袁世凯的控制下，所谓秉公裁判，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就在报纸上披44件确凿证据的那天，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中国历史上借的最大一笔外债，有了这笔钱撑腰，袁世凯再也不怕国民党和自己捣。他解除了国民党拥有的几个省都督衔，他们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客气，袁世凯就老实不客气。在王金发当了将近一年寓公的时候，讨袁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声势浩大的讨袁军。可惜讨袁军在战场上，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就于下风。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发，已不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冲锋陷阵，生死大放光彩。尽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还在，然而终究是雷声大，雨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于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发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协助陈其攻打制造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王金发变得有些理智，没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当敢死队队长，而是申请后勤，为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将士输送酒。他的后勤工作十分差劲，据说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坏人向汽车投掷炸弹，汽车受损，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发显然没有受伤，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在战场上见到他矫健的影。二次革命时，陈其领导的讨袁军，在上海打得十分顽，翻阅当时报纸，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蒋介石、钮永建、陈果夫、黄郛、居正，可就是很难找到王金发。

说王金发贪生怕死躲起来，无疑是一不负责的说法，不过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积极，这一大致不错。也许是事有因，王金发的旧都在绍兴，在上海滩，他只是一个空驻沪总司令。陈其虽然和他有很的关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别人的人借给他用，和辛亥革命时一样，革命党人的武装总是带有组合成分，譬如什么商团、浙军、苏军、光复军、奋勇军，各有其主，别人调遣不得。除非王金发放下架，去一位前卒，而他毕竟是当过都督的人，这个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说王金发向陈其要饷，有了饷才能回家把旧带来，陈自己忙得焦烂额，本顾不上他，两人因此有了龃龉。

事实上，沪上讨袁之战很快就失利，从7月18日陈其在沪宣布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输送酒，王金发在什么，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他的“逸庐”是不是在租界里，我不清楚，能确切知的，是尽他表现消极，仍然被列受通缉的名单。不怎么说，他是浙江驻沪讨袁军的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通电全国，查缉“重要名人”70余人，并开列赏格，一律以现大洋计算：拿获黄兴者10万元，陈其5万元，王金发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钧等并列，值2万元。

3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再一次陷了亡命生涯。有人认为这一次他没有去日本，其据是《王季君行述》上说：

亡命复亡命，其亡而之东西洋乎，海天辽阔，以遨其游，岂不快哉！季初意如此，其母不令其远去，且以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资，而应酬又广，不如暂伏内地之为得。于是季仍蛰沪上，其母则住旧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时报》，一则标题“福建路天然旅馆发现私造炸弹”的报，却透这么一则消息：

业经捕房查明，该旅馆实系为前绍兴都督王金发所开，各情已志前报。王于此事发生后，当即携其妾，即前在新清和为娼的宝宝潜行东渡。

王金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并不重要。以上两则消息都不可以作为铁证。说王金发去不了日本，是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虽然不是实情，而报纸上说王金发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烟幕弹，偌大的一个上海，十里洋场，藏一个王金发，比当年落草为寇，躲在山里更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王金发虽然遭受通缉，他的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上海的租界几乎就是外国，袁世凯的密探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命。事实上，没有几位被通缉“重要名人”落网，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凯是雄，善于用心计，他宁愿搞暗杀，也不愿意落下滥杀的罪名。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对于白恐怖的恐惧，而是看不到革命党人一步的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稀里糊涂地就大获全胜，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输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自发生了变化。早在1907年，陈其刚去日本留学时，曾指留学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脑里有“国家”二字。换句话说，这应该包括鲁迅和王金发等人的二十分之一虽少，毕竟是有革命思想的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其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日，武昌一呼，全国振者，革命党之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所致也。

陈其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党人“无团结力，吝自为谋所致”在后来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在当初宋教仁被刺时，反对起兵讨袁是错误的，是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正是在这次谈话时，陈其说:“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

革命党人的不统一，是直接地表现在了最层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认为失败是因为党内同志“致党魁有似傀儡”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他在给黄兴的信中，气十分决地说：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天弟为真党魁，不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凡党者，都得写誓约，盖手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在辛亥革命首义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过级将领的同志，对这法都持异义，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黄兴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决反对。持赞成态度的有陈其、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孙中山再次被选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过去是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此总理非彼总理，后来的国民党谈到先总理，那些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关系似乎更要近一层，更有嫡系和正传之，像蒋委员长。而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修订民国史，当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民国元老，显然要吃亏。黄兴和孙中山意见相左，离开革命党人的据地日本去了国，让开了第二号的协理位置，孙中山提议陈其担任，陈其决谦辞，协理的位置空缺着，这样，陈其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为他的得意弟蒋介石作了极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