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想不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糊地说。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鞭，赶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起来，回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上的帽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还在发抖。那些孩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罩三角统统搜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跟鞋，涂得一脸胭脂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我跟他的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咖啡，吕芳垂下去，喝了两，她把托杯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一边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有一荆棘，可怕！开一团团白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刺。我们天天要去野草，而且不许带工，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挑来。我这只手指甲里了几，没有挑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得像茄，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掉，把脓挤来——”

“吕芳——”

吴振铎伸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乃基礼堂中，萧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乌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呢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去，到LatinQuarter去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