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睛，他说我真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谢谢你。”然后，走了。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去看了一下。那张，军提着越共的，踩在无尸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笑，使我付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来闯关而设计的。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上报了二十金，怎么换了五块金的当地东德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又一关，门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烟，看见我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地下，再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井，那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恒星。天很冷，很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拚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来，成一调，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睛。风过来，反面过来，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光再度与他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踩脚板外急速的被带离，那双睛里面，是一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医院已是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小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的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抵在窗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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