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知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中的著名人，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现睁一只闭一只。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西伯利亚和外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他们已被驱逐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过。但科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境危险的话，使她从无动于衷的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微微涨红，她话：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何等重要呀？”

“你太容易轻信人了，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仅仅打算办的事当成已经办成的事。我并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存心让我们上当。但这一切现在只是空中楼阁！现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代表自己说两句话。谢您关心我的命运，难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命运给您安排？至于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应当考虑考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是否考虑一下他的提议，跟他走或不跟他走。你知得很清楚，我没有你是不会走的。”

科罗夫斯基不停地呷着掺了的酒（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带回来放在桌上的），一面嚼着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夜已经很了。不时剪去灯的灯捻儿，僻僻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昏暗了。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需要单独谈谈。可科罗夫斯基仍然不走。他呆在这里让他们到窒息，就像笨重的酒柜和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让他们到压抑一样。

他并不望着他们，目光越过他的，一双呆滞的睛瞪着远的一，快要转不过弯来的半睡半醒地重复着他们早已听腻了的那一。现在他的话题离不开远东。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一，向拉拉和医生发挥关于蒙古的政治意义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