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华盛顿示威游行，而我被捕之后，她又回来跟“裂”合作了几个月，但西说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说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们不得不用乐演奏填那一场表演。之后，她开始喝伏特加，演迟到，他们正打算跟她谈谈，她却索不了。

西说他个人觉得她的行为变化与我有关，但是她始终不肯谈，过了两星期她离开了波士顿，说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后五年来他没再见过她。

我问他是否知有什么法可以找到她，他说也许他还存着她临走前留给他的一个旧电话号码。他搁下电话，过了几分钟回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说：“我一无所知。”

我要他保重，还说我要是去波士顿一定会去找他。

“你还琴？”西问。

“呃，有时候。”我说。

我跟丹思又借了一块钱，打电话到芝加哥。

“珍妮·可兰——珍妮？”一个家伙接电话说“对了——我记得她。一个蛮漂亮的小。好久了。”

“你知她在哪儿吗？”

“她临走的说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谁知？她在‘天波禄’那儿找到了工作。”

“哪儿？”

“天波禄——胎工厂。你知，胎的——汽车胎。”

我谢过那家伙，回去告诉丹恩。

“唔，”他说“我从没去过印第安那波里。听说那边秋天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