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心目中，这个字始终与衣衫槛褴褛、品匿乏、炉无火、行为鲁以及低贱的恶习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

“不，我不愿与穷人为伍，”这就是我的回答。

“即使他们待你很好也不愿意？”

我摇了摇，不明白穷人怎么会有条件对人仁慈，更不说我还得学他们的言谈举止，同他们一样没有文化，长大了像有时见到的那贫苦女人一样，坐在盖茨黑德府茅屋门，孩或者搓洗衣服。不，我可没有那样英雄气概，宁愿抛却份来换取自由。

“但是你的亲戚就那么穷，都是靠活过日的么？”

“我说不上来。里德舅妈说，要是我有亲戚，也准是一群要饭的，我可不愿去要饭。”

“你想上学吗？”

我再次沉思起来。我几乎不知学校是什么样。光听贝茜有时说起过，那个地方，年轻女带足枷坐着，着脊骨矫正板，还非得要十分文雅和规矩才行。约翰·里德对学校恨之骨，还大骂教师。不过他的受不足为凭。如果贝茜关于校纪的说法（她来盖茨黑德之前，从她主人家一些年轻小那儿收集来的）有些骇人听闻，那么她细说的关于那些小所学得的才艺，我想也同样令人神往。她绘声绘地谈起了她们制作的风景画和卉画；谈起了她们能唱的歌，能弹的曲，能编织的钱包，能翻译的法文书，一直谈得我听着听着就为之心动，跃跃试。更何况上学也是彻底变换环境，意味着一次远行，意味着同盖茨黑德完全决裂，意味着踏上新的生活旅程。

“我真的愿意去上学，”这是我三思之后轻声说的结论。

“唉，唉，谁知会发生什么呢？”劳埃德先生立起来说。“这孩应当换换空气，换换地方，”他自言自语地补充说“神经不很好。”

这时，贝茜回来了，同时听得见砂石路上响起了而来的车声。

“是你们太太吗，保姆？”劳埃德先生问。“走之前我得跟她谈一谈。”

贝茜请他早餐室，并且领了路。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推测，药剂师在随后与里德太太的会见中，大胆建议送我学校。无疑，这个建议被欣然采纳了。一天夜里，艾博特和贝茜坐在保育室里，着针钱活儿，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上床，她们以为我睡着了。艾博特说：“我想太太一定不得摆脱这样一个既讨厌、品质又不好的孩，她那样就好像睛老盯着每个人，暗地里在搞什么谋似的。”我想艾博特准相信我是幼年的盖伊·福克斯式人了。

就是这一回，我从艾博特与贝茜的文谈中第一次获悉，我父亲生前是个牧师，我母亲违背了朋友们的意愿嫁给了他，他们认为这桩婚事有失她的份。我的外祖父里德，因为我母亲不听话而然大怒，一气之下同她断绝了关系，没留给她一个儿。我父母亲结婚才一年，父亲染上了斑疹伤寒，因为他奔走于副牧师供职地区、一个大工业城镇的穷人中间，而当时该地行着斑疹伤寒。我母亲从父亲那儿染上了同一疾病，结果父母双双故去，前后相距下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