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庸俗不至于使他到象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都用一亲而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到他的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演的那一分是穿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级的语言，也有为饱饿鬼的肚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梗在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的滥调，幼稚的逻辑，象的理论和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我们把别个族的语言叫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族里，语言的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从优秀分迁以后，又搬了新人。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屋。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矮小，未老先衰，发都秃了，睛陷得很，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大，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裂成了几片：他浑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阿西特-哀，不是平民，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把一份薄产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去之后，再也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上一个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鄙俗不堪的本。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这个聪明而一心想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对无聊的生活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懒虫或疯。孩们一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生活呢？这算是公的吗？牢，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的。因为想贵族而没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平民，——对这些集会很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清瘦，病病歪歪的，睛的神气又烈又冷静，发很少，胡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在于他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里——除了这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人可以看他骨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力都不敷：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磨坏了，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过的各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固的轻蔑的心理。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嗅着，彼此都认了来，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一间屋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丽的贝德，个结实而风的姑娘，没血的肤，着大红便帽，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小说吞下去。这些读把他变成一个重脚轻的怪：脑里想着益求的寻作乐的玩艺，却肮脏到极，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他最喜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人，更喜电匠赛斯安-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的法国人。个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发，留着一大簇胡，脖跟嗓都象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她有一个已经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的桌上功课，吐着，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