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彩（就是说没有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行的政治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伴。他叫玛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他的胃：人家竟不清他对革命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一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神病。由于兴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玛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对他最合式。可是归结，那不过是一个角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自己的跟别人的弱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堂吉诃德式的队伍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他，支①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要相信自己和玛斯一般思想。他明知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又大，魁梧，胖胖的汉，小娃娃式的脸，胡刹得光，呼急促，说话甜，浮夸，孩气十足，长着一大力士式的肌，还是很明的拳击家，骨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分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寒颤的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艺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居然张牙舞爪的凶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破血，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其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光的人里，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挤在人堆里，象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和。所以他们尽心里有某思想，也装有某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本不大知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人类是燃料；那末这火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①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传从。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情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情；有的是为了特别，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主义有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喝！社会问题！什么叫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吗？

“那个味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现代的思想，待者，剥削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德了，——而，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最可笑的，倒是那些者最先相信这观…这不是一个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过去的一。奥里维指摘他说：“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话，你不要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吗要去参加一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了，都立刻会背其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