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的传统，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人的影，可笑而可怜！

黎的作家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象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不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黎之于文学，仿佛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武；而且那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上跨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自己集团的隶，不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结，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神，恩预备带他到一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疯狂，酷刑，挖，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的景象，无不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和际尤其特①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艺术里得愈，觉得那早就闻到的气息愈，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德。德，不德，无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德理论；他所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②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①指黎的大木偶戏院，创立于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②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的批评。这些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他也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如今看到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学，虚伪的德的时候，并不象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所在。滥用思想，滥用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的形式，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象戏剧的戏剧，一象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悦耳的句，空空的互相的观念，思想的游戏，的脑，长于推理的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那简直是望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的也只有这一：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作乐的工，一边自命为宣扬一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象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的唐璜。”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象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象垂天之云的翼，还得一颗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凯撒，先要有凯撒的脾气。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角，可并不相信这角。象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享受，喜，喜虚幻的人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而不说来。——那末，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布掉下了，他们也装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象法官在轻罪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只觉得①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给别人代理，把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批评好比博院里的镜，给观众拿着看天上的油画，结果镜所反来的除了天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于艺术家，看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的）。——以后，批评家速度的繁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面。勒南②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原则之下，神的懒惰和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杰作。谁知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仆"，说"仆的责任"是：“第一要把屋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才就得赶快去！老妈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才，他们就真了才，——但是要不得的才：本不动手打扫，屋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让当令的神——群众——去。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反抗这混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神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指摘的人的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社会的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那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觉说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者，假使他们敢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格，"克利斯朵夫和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恩用着讥讽的气问。①——

①布瓦洛（1636—1711）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