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最的人也有”这一观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有据伪。雨果早有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可是过后很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但与人的思想是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狂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散发平民的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观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还，这样才能保存自。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台的原因。据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枪毙、沉船，一次就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就是以人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急关，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三个孩，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据他的情况作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理好革命与人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尽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憎分明，他能用嘴去一个病人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过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可是这崇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