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一九三三年的街武斗死的。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和我丈夫一样参加过冲锋队，却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靠小婊和犹太女士的帮忙，他顺利过了关，而我却被关去，蹲了班房。不，那些人别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恩图报和公正可言，我已看破红尘了”

笔者，就在同一天还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她提供的有关莱尼的情况寥寥无几，只说莱尼是个“可怜可的姑娘———可的姑娘，可怜可的姑娘，可可怜的姑娘。而那个俄国佬啊，对您我得讲，当时我就十分怀疑，今天仍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盖世太保的密探。他说的德语多，又彬彬有礼，偏偏到圃来为什么，而不到敢死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他是个好小伙，不错，但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至少不超过工作所需要的范围”

当年克雷默尔太太一定是个金发碧的姑娘，如今已白发苍苍，睛几乎已没有神采了。显得松弛柔的面庞，没有凶相，只是有些忧郁，愁眉不展，但苦恼是说不上的。用咖啡招待客人，自己却一不喝。她说话慢慢腾腾，轻松自然，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自己动手卷烟，有无比湛的技术，不仅令人到惊讶，简直叫人拍案叫绝:用有的黄澄澄的烟丝卷烟，准确无误，剪去碎絮用不着用剪刀。“是啊，很早我就学会了这一手，这也许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

一九一六年我被关在堡牢半年，就不用说失业时期了，后来又是战争时期———卷烟的手艺从来我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燃了一支。她中叼着刚卷好的白烟卷，突然使人会想到她青年少、绰约动人的样；自然她也请客人一支，不声不响，只是从桌上推过来一支烟，用手一指。“不，不，我不想了，不想了。我一九二九年就不想了；本来我就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只有我的儿埃里希才使我有勇力和力量，在他长大前我始终希望战争能就结束，但他还是赶上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这孩不声不响文静老实。他临走时，平生我最后一次冒着危险说了一句带政治的话。‘跑过去，’我说，‘尽快。’‘跑过去？’他问，像平时那样皱着眉，我于是向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神情奇怪地把我望着，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会说什么，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大概也来不及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送他到比利时边境去挖战壕，我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才得知他已经死了。十七岁。这孩一向神态严肃、闷闷不乐。他是私生，您要知，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在学校里和街上，他听到别人这样说。于一九四二年他的父亲死去，祖父母本一无所有。好了。在一九二三年我就认识了佩尔策。您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您一定猜不到。是在共产党内。是他看过的一法西斯的宣传影片，这影片的目的是叫人望而生畏，不料却对他产生了引力。瓦尔特把革命跟打砸抢混为一谈，完全拧了，被战斗同盟开除后，将义勇团参加了。之后，一九二九年就参加了冲锋队。他有一阵还当过条客。此人样样都会。他当然也懂园艺，当倒爷，随您怎么说都行。好之徒。圈场的职工您想想，有哪些人:三个狂的法西斯分: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两个中间派:弗莉达策芬和赫尔加霍埃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和犹太人；政治上莱尼不好定，由于她父亲的丑闻而受牵连，但至少是阵亡军人的遗孀；再有就是那个俄国佬，对他佩尔策确实大献殷勤———战后他又能什么事呢？太平无事。他一九三三年以前，对我以‘你’相称，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说:‘嗯，伊尔泽，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我改称‘您’。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拿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又叫我伊尔泽，以为现在我一定会当市议员了。不，不，不———我已经等待太久了；我在孩离家时就该洗手不了。我不想再了，早就不想再了。莱尼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坐在那里了一支烟，总是笑眯眯地把我看着，神有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她大概会说什么，我甚至知，但我不想知。一个人决不要知得太多。我什么也不想知，她由于一声不吭、心神不安地笑眯眯坐在那里，我最后就对她说:‘嗯，看得来你怀了。有个私生，这意味着什么，我是知的。”啊，后来战争结束后，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闹得乌烟瘴气，还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我知那帮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我叫他们什么您知吗？祭坛侍者。不，不———这个糊里糊涂的莱尼夹在中间，这个可怜可的姑娘，居然他们说服她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的份充当拉选票的金发女郎。她想给她的小男孩取名为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嗯，大概后来所有亲友都加以劝阻。她才放弃了这个打算，但这样一来，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几年后还有人叫她‘金发苏联婊’———这个可怜可的姑娘。不，她从来没有过过轻松日，至今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