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九二三年我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改名换姓是当时不得不的事情，后来，一九二四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一九三三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克思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亡了，不想再度亡。您知为什么？我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黑格尔的话您尽搬(笔者不想搬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生不逢时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即麻烦，又危险，可在法国我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于一九二四年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死于黎一家院，脆他们偷梁换，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克思。我让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将这件事证明，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这件事虽然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她所的一切他愿原谅，‘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在黎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了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手下安要好一些。”

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三倍，还有可的小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几乎那个并不比桃壳大的烟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因此，他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并未减少。“您可想而知，我那时提心吊胆，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上活。一向佩尔策的嗅觉很灵，准是觉察到我有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在鲜和绿树上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手脚时，我倒不是怕自己会问题，而是怕他受连累，就想辞职不。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他什么也不知，我肯定，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着重念，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在集中营死去。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她会有此胆量我没有想到。再者，有一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他一九四五年就知英语叫‘flowers’，圈不过没说过，他把圈叫‘circles”有一段时间，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哩。”

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在这期间他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那只银质桃壳，并且不无好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的衣服一样。

“是呀，我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一九二九年我就看过本亚明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一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固执倔，沉默寡言；‘女士’的外号我首先得到了，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明白莱尼为什么那么古怪，叫人几乎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对金钱、时势等等态度她是无产阶级的。本来她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倒不是缺乏责任，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她有成竹，嗯，这一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她和波利斯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了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可就要倒霉了。开始时不只是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什么名堂本不可能搞，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

每周我们挣二十五至四十克，视津贴和加班情况有所不同，所谓“清单奖”后来佩尔策还发给我们”:每个圈额外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