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社害么。或者叫社危——社会危害分。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长笛的。喝醉酒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指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儿和女儿，都是富有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突到前，脑袋耷拉着。

‘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里的另一个病人，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开大些，探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时发的呼啸声。

奥列格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透去一。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的这一声也像是。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儿什么？…要开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