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据面貌，而是据腼腆、羞怯的习给人留下这觉。在

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我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淋透了，简直可以拧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氓和骗都放了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去自己都会到难为情。有几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份证，而是放证明，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上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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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很会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光是坐电车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放地所属州监督的证明给他作抵押，并示你们门诊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人》”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真有吗？”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本事，人也就完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放地一辈也看不到芭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汉加尔特不声地笑着连连摇。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舞的奇怪念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和谐的。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舞？早知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来呢！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