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要不要给您拿安眠药来？”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来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

“没有那张纸——就得淋雨？”

他解开军大衣的钮，从来的军装上衣袋里掏了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属于放科的。她拿着许可证转去取安眠药：

“我上就会拿来。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过来。“把那张纸还给我！我们了解这些手段广

“可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她回过来，委屈地问。“难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地看了一，没好气地说：

“凭什么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

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气了，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给他，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让。”字样，还划了一杠，打了惊叹号。

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旁走过。他睡着了。长椅微微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座位相接，形成一浅槽，对这个人来说，睡在上面很方便，不会摔下来。他已把淋的军大衣脱了，但还是把它盖在上：一侧衣襟盖着两，另一侧盖着肩膀。一双破靴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完好，用黑的和红的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觉：他会突然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所料，前天她叫他来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又放了下来，语气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汉！”她带着女所固有的那嘲笑意味瞥了他一，这表情男人是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