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丝毫的长。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没有行动，多开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韵梅重新给他菜饭。她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搂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想。"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他了什么足以教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呢？没有，他没作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

他想不清楚，他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

随着第二天的朝，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作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

看清楚这一，瑞宣以为不他的行动是否恰好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拚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杭，是逃避，是可耻的事。因为可耻，所以他总是一天到晚的低着，不敢正看别人，也不敢对镜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象钱先生那样的定，快乐。他的不肯向敌人屈膝不只是逃避，而是一守。持着这守，他便得到一儿钱先生的刚毅之气。为守而受苦，受刑，以至于被杀，都好任凭于它。他须为守与苦难而打起神活着，不应当再象个避宿的蜗似的，老把藏起去。是的，他须活着；为自己，为家，为守，他须活着，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有说有笑的，活着。他应当放宽了心。不是象老二瑞丰那样的没没脸的宽心，而是用信仰与决充实了自己，使自己象一座不可摇动的小山。他不应当再躲避，而反倒应该去看，去接，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的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须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与无忧无虑。

早饭依然是昨晚剩下的饭熬的粥，和烤窝窝与老腌萝卜。可是，他吃得很香，很多。他不再因窝窝而替老人们与孩们难过，而以为男女老幼都理应受苦；只有受苦才能使大家更恨敌人，更国家。这是惩罚，也是鞭策。

吃过饭，他忙着去上班。一门，他遇上了一号的两个日本人。他没低下去，而昂首看着他们。他们，今天在他的中，已经不是胜利者，而是炮灰。他知他们早晚会被征调了去，死在中国的。

他挤上电车去。平日，挤电车是一苦刑；今天他却以为这是一锻炼。想起狱中那群永远站立的囚犯，和钱先生的瘸着奔走，他觉得他再不应为挤车而苦恼；为小事苦恼，会使人过度的悲观。

这是星期六。下午两他就可以离开公事房。他决定去看看下午三时在太庙大殿里举行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的大会。他要看，他不再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