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写完。

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筹备劳团与访问团发的事情。我买了两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

“文协”当然不会给我盘缠钱，我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

在起以前，《残雾》没加修改，便王平陵先生去发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来，《残雾》已上演过了，很成功。导演是彦祥先生，演员有舒绣文，吴茵，孙白，周伯勋诸位先生。可惜，我没有看见。

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由洛到襄樊老河，而后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

这次长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剑北篇》里——一没有写完，而且不大像样的，长诗。在陕州，我几乎被炸死。在兴集，我差一被山洪冲了走。这些危险与兴奋，都记在《剑北篇》里。

六、《剑北篇》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样来轰炸。

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里我没法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须预备下乡，而冯先生总派人来迎接：“上我这儿来吧，城里没法写东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陈家桥冯公馆的园里。园里只有两间茅屋，归我独住。屋外有很多的树木，树上时时有各的鸟儿为我——也许为它们自己——唱歌。我在这里写《剑北篇》。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对文艺的各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试一试，全无是。通俗的鼓词与剧本，也试写过一些，到十分的难写，除了得到“俗更难”一真经验与教训外，别无可述。现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我作过旧诗，不怎么明，可是觉得怪有趣，而且格式束着，也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志在多多学习，现在我要作的是新诗。新诗可真难：没有格式着，我写着写着便失去自信，不由的向自己发问，这是诗吗？其次，我要写得俗，而没有地方去找到那么多有诗意的俗字，于是一来二去就变成“旧诗新写”或“中菜西吃”了。还有，一方面我找不到够用的有诗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写风景事的时候我又不能把自幼儿下的审观念一扫而光；我不能迫自己变成洋人，不但珠是绿的，而且把红也看成绿！最后，新诗要韵不要，本不成为问题；我自己这回可是决定要韵（事实上是“辙”），而且仿照比较严整的鼓词用韵的办法，每行都用韵，以求读诵时响亮好听。这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韵不难找，贵在自然，也不知怎么越要自然，便越费力气！

有上述的困难，本来已当知难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写成一万行！扯下脸并不算勇敢；再说，文艺贵不贵多，臭的东西越多就越臭，我晓得。不过，我所要写的是游记，断非三言两语所能尽，故须长到万行。这里，倒没有什么中国长诗甚少，故宜试作；或照什么理论，非长不可；而纯粹于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成“有诗为证”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散文写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问，所以不敢一板一地细写。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诗写，或者较为合适。

时写时停，一年的工夫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行。所以余的材料，仅足再写十余段的，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韵的关系，六千行中颇有长句，若拆散了从新排列，亦可足万行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