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内两刻钟的脊骨好像有什么卫生神术在其中似的。不过，着膛走到底是壮观的；究竟直了没有自然是另一问题，未便究。

背运动完毕，回家，屋里比烤面包的炉的度着多少？无从知，因为没有寒暑表。屋内的蚊还没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洗个澡，在院中坐一会儿，听着街上卖汽，冰激凌的吆喝。心静自然凉，我永远不喝汽，不吃冰激凌；香片茶是我一年到的唯一饮料，多咱香片茶是由外洋贩来我便不喝了。九钟前后就去睡，不多，我永远的躺下（有时还没有十分躺好）便能梦。弱多睡觉，是我的格言。一气睡到天明，又该起来拿笔吓走汗了。

四、《猫城记》

自《老张的哲学》到《大明湖》，都是《小说月报》发表，而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单行本。《大明湖》的稿烧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难；后者，经过许多日，转让给生活书店承印。《小说月报》停刊。施蛰存兄主编的《现代》杂志为沪战后唯一的有起的文艺月刊，他约我写个“长篇”我答应下来；这是我给别的刊——不是《小说月报》了——写稿的开始。这次写的是《猫城记》。登完以后，由现代书局书，这是我在别家书店——不是“商务”了——印书的开始。

《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把它凑完了！有人说，这本书不幽默，所以值得叫好，正如梅兰芳反串小生那样值得叫好。其实这只是因为讨厌了我的幽默，而不是这本书有何好。吃厌了馒，偶尔来碗米饭也觉得很香，并非是真香。说真的，《猫城记》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把假托的人与事全要细的描写，有声有，有骨有，看起来是，活像有此等人与此等事；把讽刺埋伏在这个底下，而后才文情并茂，骂人才骂到家。它不怕是写三寸丁的小人国，还是写酸臭的君之，它得先把所凭借的寓言写活，而后才能仿佛把人与事玩之掌之上，细细的创造，而后着骨儿狠狠的骂，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它得活跃，灵动，玲珑，和幽默。必须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一个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像只折了翅的鸟儿。

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不过好的讽刺文字是能一刀见血，指人间的病的：虽然缺乏对思想的领导，究竟能找病，而使心治病的人知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到的搜病，所以只有讽刺的弱，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这只是对人与事的一惋惜，一规劝；惋惜与规劝，是“骘文”的正当效用——其效用等于说废话。这连讽刺也够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张，即使无补于事，也还能显讽刺家的聪明。我老老实实的谈常识，而其名为讽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讽刺改为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敢去说教的人不是绝聪明的，便是傻瓜。我知我不是聪明，也不肯承认是地傻瓜；不过我既写了《猫城记》，也就没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这样的人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到粮；一个真有思想的人本不将就这堆粪。只有半瓶醋的人想维持这堆粪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吃了亏，因为任着外来的刺激去支我的“心”而一时忘了我还有块“脑”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